诺贝尔奖得主: 4点告诉你，东亚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

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

1. 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2. 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3. 自学能力非常强：对物理学理解深刻，完全是靠自学。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受苦

东亚教育体制比较特异，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

日本的教育体制在这三国里已经相对算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

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

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基因，再加上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东亚教育：循规蹈矩的 “普鲁士基因”

19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K-12教育制度。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少不了这几个基本要素：

1. 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2. 40-60分钟的课程中，坐着听课，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3. 课程之间，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4. 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便于管理，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个模式，是18世纪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的。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很有创新意义。它实现了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19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要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

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东亚教育：深受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影响

19世纪末，东亚三国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开始引进这种教育制度，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举模拟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又有志向者，这样的人要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则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此外，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

虽然考试很重要，但也有极大局限。

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虑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台湾和大陆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联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联考一年一度。

2009年释出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78.3%的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韩国为57.2%，而日本和美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中国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如果学习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这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

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 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

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罗葛兰素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

何况，随着知识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到2000年已经需要10万卷书了(德夫林《数学犹聊天》)。可见，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学习这么有限的知识，是多么低效的学习法啊。

这几年有个流行的一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

对于【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业已式微，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

这类19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

所以东亚国家这些琴童家长，多半既没有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背景知识，却让孩子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其内在出发点，就好像著名笑话中那位因为路灯比较亮，就只在路灯下找钥匙的愚人一样。

很多对联考的辩解说，虽然联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最公平。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

公平并没有错，但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可悲了。东亚国家的人口基数那么大，这种人才浪费的机会成本也是高得很难估量。

举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欧洲学术界有个比较，像英国和德国都算是古典学术的学霸类国家，但是英国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够公平。

英国有一些中学进去后由于传统原因，上好大学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样里面的学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庞大的古典学术中。

更多低龄留学规划信息

快扫码进【国际教育咨询群】

有专业老师免费答疑教育问题~更有海量留学资料等你来

部分留学资料

反过来，德国比较公平，所有学生上大学都要通过考核，这样，学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备考科目上面。结果英国这种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优质人才。

这就像彼得‧提尔《从0到1》中的商业例子，表面上完全竞争好像比较公平，实际上参加这样竞争的企业利润会变得像刀刃一样薄，朝不保夕，只能顾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对未来做长远规划。

而类似谷歌这样的垄断企业，因为不用记挂着和其他企业竞争，反而有更大自主权，关心产品和做各种长远得简直不靠谱的计划。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争夺，这个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何这个地区的争夺会达到这样的火热程度呢？那也许要归咎于长期物质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

《匮乏经济学: 为什么老是在赶Deadline? 为什么老是觉得时间和金钱不够用?》指出，当人陷入稀缺的状态(物质或是时间)时，稀缺会俘获大脑时，人注意力的俘获，不仅会影响我们所见的速度，也会影响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而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时，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

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根本和那种”你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

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影响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自然进化发展期。

而东亚国家是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其他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日本的工业化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官僚们，韩国则是政府支持几个财阀来配合整个发展计划，而中国现在还有那么个五年计划在指导。

这种国家级计划是建立在17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其内含的想法，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

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这种自信令人细思恐极。

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一些。

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线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而现代学生呢，我觉得更像德鲁克所定义的“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不生产有形的东西，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谁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从培养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为知识工作者。

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

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

东亚教育：急需改革，却越发僵硬

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利多于弊。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

所以东亚各国在20世纪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这一点可以模拟成苏联时期的重工业。在这种体制下，采煤业是为了冶钢，冶钢是为了机械业，而机械业又是致力于生产采掘和冶炼机器，这样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无视市场和竞争的实际需要。

这种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 确实制造了大量本来缺少的工业制品，很有用处。

但是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其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到如今，苏联这个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他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还有什么价值呢?

同样，东亚教育体制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不是也将会在新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么?

东亚的教育体制呢，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

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

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

关于孩子的教育规划，您有哪些关心的问题，可以在本公众号留言，或戳文末二维码，获取更多干货。